从近几年商业银行的经济绩效方面来看，利润率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上升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利率市场化的大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愈发激烈，长期以来依靠净息差（即生息资产的收益率）来获取收入的模式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中国商业银行对利息收入依赖程度严重。大约 70%的收入来自净息差，甚至 75%以上的收入也都源于此。而国外银行像摩根大通，其利差收入小于 50%。此外，中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依靠头部客户，却忽视了长尾客户。所以我们能看到，金融科技公司的出现对商业银行的中介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种环境之下，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深刻的转变。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的构建

我们构建了“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目的是刻画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该指数涵盖了 228 家银行，其中包含了全部的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还有头部的农商行以及外资银行。这些样本银行的总资产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比 97%以上，所以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该指数构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数字化认知。创新的基础是对新事物的认知，这部分是通过抓取银行年报中的“互联网、数字、大数据、智能”等关键词来构建的；第二部分是数字化组织，要关注银行是否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数字化转型，是否拥有金融与科技复合型的管理人才，以及是否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合作；最后一部分是数字化产品，包含手机 APP 等新渠道产品、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信贷以及电子商务这些线上的金融产品。

指数表明，在 2010 年至 2018 年期间，总指数从 12.29 增长到 82.3，增长幅度达到 6 倍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7%。这一增长和转变十分迅猛，与商业银行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完全相符，不过增长率存在高峰和低谷。例如，第一个高峰出现在 2013 年，这一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当年诞生了余额宝，并且互联网金融被写入央行年报。之后增长率开始下滑，这与当时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管制存在关联。2017 年出现了第二个小高峰，在这一年，央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并且《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推动了金融科技的应用。由此可以看出，该指数的波动趋势与外部环境是完全相符的。

从银行类型角度来看数字化总指数，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在转型过程中处于引领的地位，而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民营银行则后来居上。民营银行是由国家专门设立的一批银行，它们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服务普惠金融，具备“天生数字化”的这种优势。城商行、农商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相对较为滞后，目前仍处于赶超的阶段。

认知、组织和产品的数字化转型

首先是认知方面的转型。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数字化认知呈现出一种态势，即从东部地区逐渐向西部地区普及和转移。从银行所关注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在 2010 年至 2012 年这个时间段，最常被采用的关键词是“电子银行”；而到了 2013 年至 2015 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关键词发生了改变，“互联网”取代了“电子银行”，这体现了银行业务朝着“线上化”发展的特征。近几年出现了新的转变。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关键词变得更为多元。尤其有一些新关键词与技术相关，像“大数据”“智能”“普惠”“云计算”“区块链”等。这表明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已从原先的“线上化”转变为“科技化”这一新的发展方向。

其次是组织方面的转型。先来看数字金融相关部门的设立情况，早期的时候，只有大约 20%的银行设立了这类部门，并且主要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在那个时候，该部门的名称通常是电子银行部。然而，在近几年，这种趋势发展得非常迅猛，从总体比例来看，设立了数字金融相关部门的银行已经达到了 75%以上。第二，复合型人才对于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并非所有的银行都具备相关的人才储备。其中有 55%的银行高管和董事会完全缺乏这类人才，所以在人才转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在组织转型的过程中，投资合作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进行结合，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科技公司所拥有的数据和客户，这对创新是有帮助的。相关的投资合作比例不高，仅为 28.5%，且主要是以国有及股份制银行为主。这表明还有更多的银行需要对合作战略进行考虑。

产品转型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渠道变革。线上渠道逐步替代线下渠道，银行新设的物理网点逐年减少，关闭的网点逐年增加。从 2018 年起，网点由净增转为净减，该年净减 100 家，2019 年净减达到 600 家，这一趋势不可逆转。随着线下渠道的关闭，各银行都在强化移动渠道的建设。2010 年拥有手机、微信等渠道的银行所占比例约为 28%。如今，这一比例基本上达到了 100%。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具备了自己的 APP 或者微信银行。并且，许多银行的手机 APP 规模相当可观，像工行、农行、建行的手机客户数量都超过了 3 亿。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微信银行的开发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这种开发模式相较于 APP 更为轻便。它成为了中小银行更为适宜的选择。最后是关于线上金融产品的开发，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互联网贷款产品为例，推出这两类产品的银行所占比例大约都为 30%。从类型方面来看，股份制银行以及国有大行在这方面做得较多。而城商行、农商行和外资的相关产品则比较少。总体上进行观察，其渗透率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数字化和渠道数字化并不等同。这表明银行进行转型，并非仅仅开发一个手机 APP 或者微信银行就能达成。APP 的用户黏性非常低，大多数客户一个月可能仅仅打开一次，然而其开发和维护的成本却很高，并且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产品。获客并不等同于活客，尽管许多银行拥有大量的手机 APP 注册用户，但是这些用户并不活跃。只有两家银行能够月活过亿，分别是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支付宝和微信的月活都能达到 10 亿以上。因此，数字化并非仅仅是渠道数字化，银行需要具备用户思维，去思考怎样增加用户的黏性以及活跃度。

第二，产品数字化和数字化产品并不等同。许多银行仅仅是将传统产品放置到线上进行销售，并非对其进行重新定义与发现价值，也未借助大数据来形成数字化的产品。数字化应当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全方位转变，是对价值链以及商业模式的重新塑造。

第三，很多银行采取了设立部门的举措。然而，部门的设立并不能等同于制度、流程和文化的改变。我们的指数表明，在认知和产品转型方面，组织的转型相对较为滞后。这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各部门各自为政，流程冗长，决策缓慢的文化有关。与科技公司普遍具备的高激励、轻组织、快速迭代等文化相比，银行业迫切需要从组织和文化方面进行重塑。重塑通常比新建更为困难，所以许多银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举措，将科技部门独立出来设立为子公司，以此为创新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当下有 12 家银行已经创建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我们的指数表明，大型银行在认知转型方面领先，在组织转型方面领先，在产品转型方面也领先。中小银行进行数字金融的技术投入时，由于规模较小，难以吸引到一流人才，因此成本较高。并且，原本最具优势的本地客户市场被外来的互联网公司所侵蚀，其处境十分艰难。

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何处？我们发现有一种生态化的模式或许能成为解决办法。像平安银行的壹账通，它把平安银行的技术与运营能力向外输出，并且已经为 90%以上的城商行提供了服务。大银行、科技公司以及中小银行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合作，构建出一种生态，从而实现共同的繁荣。

在看到诸多挑战的同时，也能看到商业银行数字化拥有巨大机遇。近期，国家的政策一直在不断地强调并推动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在 2020 年的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应当贯彻落实《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 - 2021 年）》，引导金融机构加快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持续提升科技应用的能力。2020 年 10 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着重指出“所有金融机构都需抓紧进行数字化转型”。2020 年 11 月，国务院 43 号文对商业银行提出鼓励，让其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来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中能够看出，数字化转型能够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得到提升。商业银行的数字化是必由之路。它为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升级提供了机遇，也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奠定了基础，且这个基础更加坚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有一位管理学副教授名叫谢绚丽，她还是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此次演讲是在“数字金融研究前沿”专题上进行的，该演讲内容经过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