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青年期望零工能使他们脱离被制造业流水线“推着走”的旧路。零工经济虽有“自由”与“灵活”的新包装，但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打零工的人依然是弱势群体，“自由”与“灵活”是以缺乏保障和没有发展为代价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便利的时代。不想做饭时能够叫外卖；出行时可以通过滴滴打车；不想做家务时能够请家政服务上门；即便足不出户，在网上购物也有快递小哥帮我们把货物送到家……所有这些便利，都是依托于无数“零工”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才得以实现的。零工经济，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了极为突出的经济现象。

不少人对“零工”的理解还处于理念的初级层面，他们认为“零工”是“零散的”“短期的”工作。打零工这种劳动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倘若你学过鲁迅的《故乡》，或许会记得“长工”与“短工”的区别，长工通常有稳定的契约，而短工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偶尔来帮忙，也就是“打零工”。在前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时常会碰到摩的司机。我们也会碰到小摊贩。我们还会碰到建筑工。这些人都属于打零工，类似于所谓“日结”的工种。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形态。学者涂永强指出：现今的零工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工作的人，他们借助第三方平台来接收工作任务，并且由平台居中进行组织与分发工作。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零工经济（The Gig）不再是先前那种独自作战、规模较小的形态了。它呈现出高度的平台化、组织化、技术化和资本化的特点。依托中间平台，成千上万的零工与用户相互联结，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零工经济规模庞大。滴滴平台上的司机数量超过 1000 万。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上的外卖送餐员已达 770 万规模。

外卖骑手数量庞大。

新零工经济与传统打零工是有区别的。年轻一代所认为的零工，并非传统的黑车司机、摆摊者、建筑工人等这些依然存在的职业，而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达成的灵活就业形式，像送外卖、开网约车、运营自媒体、成为视频网站的“UP 主（在视频网站等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等。

不少报告作出预测，零工会在日后成为工作的主流形态。有研究表明，到 2030 年，欧美日的零工群体将会占据全部劳动者的 50%以上。阿里研究院进行预测，到 2036 年，中国或许会有多达 4 亿人参与到零工经济当中，在那个时候，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以及劳动力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这一比例将会超过标准就业群体。

零工正逐渐成为当下的时代趋势。哪些人在成为零工呢？零工是否能为年轻人提供新的发展出路呢？

▌谁渴望成为零工

零工是灵活就业的一种类型，它对应的是固定就业。在固定就业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二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在灵活就业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与固定就业相比较而言，零工确实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灵活”以及“自由”的感受。

在零工经济时代，员工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和地点，一切都呈现出“灵活”的状态。他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从而成为“按需工作者”。这种对时间和工作的自主掌控，让零工获得了“自由”感。

德勤的《2019 千禧一代年度调研报告》显示，对全球 42 个国家的千禧一代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千禧一代对新兴工作方式怀有好奇之情，并且有望成为零工经济的坚定追随者。四成受访者称会从事自由职业或成为合同工，六成一的受访者乐意在本职工作之外，接受一份灵活的兼职工作，用一个流行的词来指代这种形态，那就是“斜杠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德勤的上述报告披露了一个现象：仅有 6%的人曾经拥有过兼职经验。并且，大多数千禧一代对零工经济的认识不够全面且不够深入。此外，社交媒体影响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零工就是能获得更多的钱以及更多的自由。

当然，年轻人内部对零工的看法存在分化。更多高学历的青年所向往的是体制内的稳定。这几年，考公的热度越来越高，一个烟草公司的一线操作岗遭到众多名牌硕士的拼抢。有一部分高学历青年从事自媒体、咨询、设计、绘画、编程、写作、翻译等高技能工作，他们对职场文化感到厌倦，希望夺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权，所以选择成为零工，即以前所说的“自由职业者”。然而，这种高级零工的数量极少，真正能将兴趣爱好、谋生手段与更多自由完美结合起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1 月 9 日，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的平均年薪为 18 万元这一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

底层青年中低学历的群体，是零工经济的主体。58 同城与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2019 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表明，在县域零工从业人群里，21 至 50 岁的中青年零工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90%以上；县域零工从业者中，超过 90%的人是本科以下学历。

《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 2008 年到 2018 年这个时间段内，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2.84%。底层的青年们纷纷选择逃离制造业，而新的职业去向就是去当零工。界面新闻在一篇特写当中，非常直接地说出了那些逃离制造业去送外卖的年轻人的心声，他们说：“再也不会进入工厂了，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再进入工厂。”这是对制造业那种高强度、长时间且低人权的流水线工作产生了厌倦。同时，也因为对零工经济所具有的“自由”以及“灵活”的特质抱有一定的带有美好色彩的想象。

▌美好的新出路？

但一些真实的悲剧，揭开了玫瑰色想象背后血淋淋的那一面。

为了讨要被公司扣掉的 4000 块薪水，某外卖员来到他之前工作的外卖平台配送站门口，将汽油淋在自己身上，然后引火自焚。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零工经济对传统劳动关系进行了突破，从而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传统劳动关系的改变，也给零工带来了新的权益方面的风险。

零工首先无法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要是属于标准的劳动关系，雇主就需要履行一些义务，像执行标准的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不能随意解除合同等。新京智库调查表明，有 64.65%的灵活就业劳动者未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有 21.82%的灵活就业劳动者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仅有 12.53%的灵活就业劳动者直接与用工企业（平台）签订了合同。

平台不会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零工提供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障。例如外卖员工作常需与时间竞赛，骑行时易因意外受伤。一旦遭遇事故，他们申请工伤保险时会发现，平台已将外卖业务层层外包，他们的身份变为“个体工商户”。外卖员与平台、外包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他们无法获取应得的工伤保险赔偿。零工仅能享有最低的福利保障，和传统雇佣关系相比，零工抵御意外的能力更弱。

与此同时，零工经济所呈现出的“自由”与“灵活”，只是一种表象。一个外卖骑手确实可以自主决定今天是否工作，以及是否愿意接下某个订单。然而，只要他们处于工作状态，就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是被“推着走”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非常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算法和数据是怎样对外卖员的劳动过程实施强有力的控制的。超时扣费以及差评扣费等这些手段，使得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被大大压缩了。骑手为了避免得到差评并且维持自己的收入，就不得不去选择逆行以及闯红灯等行为。这样做极大地压榨了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所谓的“灵活”和“自由”可言。

2020 年 9 月，公号“人物”发布了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多劳多得”是零工经济的一个吸引点，“月入过万”是外卖站点常用的招聘口号。然而，人们不应忽视其另一面，那就是很多滴滴司机、外卖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12 小时，他们的高收入，是通过充分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而换来的。

社会学者直言批评：“零工经济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传统雇佣体系被解构，无数劳工经过斗争才争取来的劳动法如今成了一纸空文。零工经济是“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新经济形态下，它犹如古老计件工资制度的“还魂”。“打零工者是以独立合同工的身份，处于基本工作场所保护的社会安全网之外的”。

底层青年希望零工能让他们走出被制造业流水线“推着走”的老路，零工经济虽然拥有“自由”与“灵活”的新包装，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打零工者仍旧是弱势群体，“自由”与“灵活”是以无保障、无发展为代价的。

为何会说“无发展”呢？大部分底层零工的工作特性在于通过劳动力来换取金钱。工作时间不断累积，却无法转化为技能的提升。并且，个人的发展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接近于零。一个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会更高。制造业有相应的晋升体系，即便晋升空间很小。然而，送了十年外卖的人并不会比刚入行的同事更有优势，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开始衰退，其收入会不断减少。正因如此，零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干满一年已经算是很持久了”。

▌至少让路更好走

社交媒体对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进行了玫瑰色的宣传，年轻人需要对此进一步进行辨析。当前来看，零工的本质更接近于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提出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斯坦丁借助这个概念来描绘全球化经济之下新的劳动形式以及劳动者的新状态。具体来说，在生产关系这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部分人靠临时或者短期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他们的经济收入比较低或者不稳定，雇佣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没办法享受到各种类型的劳动保障，也缺乏社会福利；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仅仅是“失权者”，而不是“公民”，他们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的状态。

总之，这种“不稳定”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是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不稳定；其二，更为核心的是，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其三，还有工作预期以及个人权利方面的不稳定。

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零工经济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经济模式里，由于信息存在不对称的情况，劳动供给与生产需求之间的匹配难度比较大，这就使得生产需求没有能得到有效满足，与此同时，劳动力也被极大地浪费了，劳动机会也很有限。然而，当互联网平台出现之后，供给与需求变得一目了然，匹配的效率快速提升了，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工作机会也因此而产生了。

一部分人认为，有工作机会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进步”。公众号“看理想”对《外卖女骑手在路上》的作者黄梦琪进行了采访。黄梦琪曾与 7 位外卖女骑手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并且在文中呈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职业收获以及所面临的困境。黄梦琪发现：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当中，女性骑手与男性从业者所面临的情况相同，都承受着系统的控制以及剥削。然而，对于曾经在劳动力市场边缘漂泊了很长时间的她们而言，这份工作意味着她们能获得家庭空间和传统服务业所无法给予的自由，同时也能带来经济收入。

黄梦琪补充说：女骑手也被系统困住了。算法不会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征和需求。例如女骑手在经期跑单时，系统既不会识别出她们是否身体不适，也没有相关的选项设置，只是会要求外卖员尽快把餐送到。

零工具有“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一本质属性，这提醒我们：当主流舆论热情地拥抱这种新的经济和就业形态时，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在它给生活带来便利以及给新群体的劳动赋予权力的同时，是谁在付出代价。我们既要看到它的不足，更要去弥补它的不足。否则，劳动者不稳定的心态很难导向稳定性的结果。

官方数据表明，在我国，从事个人经营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参与新形态灵活就业的人群规模已经超过了 2 亿人。然而，这部分人群的就业情况不一定稳定，他们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稳定保障。这种情况尤其在零工领域中“三和大神”的流行方面体现得十分鲜明。一部分青年由于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相信流动的可能，对未来不再抱有期待，所以将生存需求和欲望降到最低限度，彻底躺平，成为零工时代新型的“三和大神”。他们干一天休息三天，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跑单，有钱了就接着躺。这种爱干不干、混吃等死的“自由”并非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几乎把自己当作“废弃的生命”，卑微得如同草芥。以放弃自我的方式，来避免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这属于个人的一种消极抵抗行为。从整个社会的长远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会进一步使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加剧。零工所具有的不稳定、不长远以及无发展的特性，有可能会让新型“三和大神”的队伍不断壮大。

由于有薪水日结的工作，再加上生活成本低廉，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就成为了廉价打工者的乐土，并且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企业负担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劳动法常常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劳动保护时常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零工很难成为一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但我们至少应该去思考和争取，怎样让这条路走起来更顺畅一些呢？不然的话，零工经济就只是另一条旧路，当前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它迟早也会遭遇，而且可能会更加严峻。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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