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在基层调研期间发现，某乡镇存在副镇长一职空缺的情况。原本以为会有许多人主动站出来“毛遂自荐”，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许多符合晋升条件的干部却做出了“孔融让梨”的举动。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该岗位因为环保问题已经多次被问责，所以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烂摊子”。

在组织安排面前存在挑肥拣瘦的行为，这背后显然是经过了“理性计算”的。当面对责任和压力时，一些干部持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他们宁可选择“原地踏步”，也不愿意去接“烫手山芋”。从较小的方面来说，这就如同“丢了铁棒担灯草”一样，是拈轻怕重的表现；从较大的方面来讲，这是对组织安排进行讨价还价的行为。

有的干部习惯于待在自己的那片“小天地”里，不愿意离开那所谓的“舒适区”，于是就选择“躺平”来混日子；有的害怕吃苦，不肯奉献自己，只想着待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而不愿前往相对艰苦的地区；有的将“基层锻炼”视为明升暗降的“边塞流放”，即便有提拔的机会也不去……总而言之，在面对组织安排时，只要合意就接受，不合意就舍弃，总是在心里打着小算盘。

心怀坦荡时，便不难做出选择；而私心作祟时，则会不敢担当。在脱贫攻坚战中，为了解决扶贫工作人员紧缺的问题，广西廉州镇某社区党总支委员梁铃涓被调到镇扶贫办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梁铃涓接到通知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任职，即便经过多次教育，她仍未到岗，最终她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有的干部在组织安排面前会讲价钱、谈条件。像曾在江苏徐州担任副县长的朱志东，他被调到市区担任某局局长，然而他觉得这个单位是“清水衙门”，手中没有实权，就拒绝履行职责。直到被任命为市经贸委副主任，并且职级被提拔为正处级，他才听从组织的决定。没过几年，朱志东因为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毛泽东曾指出，对于这样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他们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却挑轻的。在一件事情面前，他们先替自己打算，之后才替别人打算……其实，这种人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二

现实中，有个别干部对组织决定不放在心上，认为组织纪律没什么重要的。有的凭借着自己资格老，觉得自己有资本跟组织对抗，要求组织事事都为自己着想，一心只想让个人利益达到最大；有的独自行事，把自己分管的领域当作私人领地，别人难以介入；有的依仗自己劳苦功高，情绪不好，扔下工作不管……

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不少落马官员都曾“叫板”组织。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对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有着自己的盘算：如果决定与他的想法相符，他就会执行；倘若决定与他的想法不一致，他就会一直拖延下去。

没有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并且县长职务也未能保住，这让他感觉前途十分渺茫。他带着对组织极为不理解且甚至还有埋怨的情绪……从山西临猗县县长被调整为运城市林业局局长之后，李建刚心中憋着一股气，认为只有选择不作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脾气，也才能对上级的“不知人善任”进行报复，整天都在琢磨着通过不作为来给组织脸色看。

党员干部要服从组织安排，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党章规定，党员个人需服从党的组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服从组织的分工安排，任何人都不能向组织讨价还价且不服从组织安排。

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体现在一些方面。讲党性、懂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最直接具体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对组织安排挑三拣四，甚至拒不服从，那么这样的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能靠得住吗？

三

中国共产党拥有一个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即党下达何种任务就去执行何种任务，党安排前往何处就前往何处。在有事业的地方，那里就是家，没有任何异议，也毫无怨言。在革命战争年代，体现为党指向哪里，就全力打到哪里，拿起钢枪就出门；在和平发展时期，体现在党派遣到哪里，就迅速去到哪里，背起背包即刻出发。

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1938 年，部队进行缩编。组织做出决定，将李先念的职级从军级降为营级。中央军委政治部找李先念进行谈话，说：“先念同志，组织决定让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担任营长，你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吗？”李先念立刻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坚决听从组织的安排。”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战斗集体，正是因为有铁的纪律。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具备强化组织观念、严守组织纪律这一政治品质。

组织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这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一种培养。年轻干部应当以能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为荣，并且要争先恐后地去。他们不应该拈轻怕重，不应该挑肥拣瘦，不应该患得患失，更不应该讨价还价。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如果犹犹豫豫、想这想那，这样的干部是不能被重用的！

文/王立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