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经验和教训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古尔纳在获诺奖后的“全球南方行”。在亚洲，古尔纳没有去韩国和日本，而是选择访问了印度和中国；在非洲，古尔纳访问了南非、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并且还在埃及参加过会议。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位全球南方作家的全球南方之旅。

古尔纳在中国的访问与其他国家不同，是完全的市场化活动。头部主播组织了一场直播带货，接着是古尔纳与中国作家的对话。这场对话的特点在于，几位受邀作家大多自说自话，他们和古尔纳能找到的唯一共同议题，仅仅是非常抽象且远离社会问题的“痛苦”情绪。

图为古尔纳直播截图

全球南方的作家彼此没有共同的兴趣，不会阅读对方的小说，也不关心对方的处境。他们仅仅依靠得奖这种突兀的市场行为而强行坐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下能有对话的可能性吗？所以我强调市场是一件很有局限的事情，市场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即便我们邀请了他们，但如果不加深我们对他们的真正理解，也不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真正理解，那么就只能是无话可谈。

古尔纳也参加了印度的文化节，而“无话可说”的问题在这些地方同样存在。古尔纳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尼日利亚的作家索因卡（Wole）。不仅如此，他对尼日利亚怀有特殊的情感。

尼日利亚知识界并不关心古尔纳“回家”之后的打算，他们只在意古尔纳作为一个非洲人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方式。印度知识分子对古尔纳的访问较为抽象。他们邀请古尔纳探讨“什么是文学”，探讨“什么是写作”，还询问“对想写作的年轻人有何种建议”。这些“纯文学”方面的问题，既脱离了历史的语境，又脱离了文学作品具体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南非的情况有所不同。金山大学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开普敦大学也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为他举办了两场专题讲座。其中第一场讲座的内容是移民的经验和离散的经验，由于南非人的离散经验很丰富，所以他们能够理解古尔纳所谈论的“离散”。而这个话题在中国确实难以引起共鸣，我们更多的是“离乡”而非离国的经验。第二场讲座的内容是“重新阅读南非文学”，其中主要谈论的是南非作家阿伯拉罕姆斯的作品。古尔纳在南非举办的两场讲座，其基本议题是怎样离开本土，以及怎样再次与本土相联结。

在“全球南方行”期间，几乎无人询问古尔纳非洲现实的相关问题。然而，古尔纳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带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非洲作家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呢？显然，不是写给非洲的读者和本土的读者，而是写给世界的读者的。他的书与非洲本土读者的关联已变得很小。他只得将自己置于“世界文学”的位置来进行写作，是为世界读者而创作。这是众多非洲作者在 90 年代全球化时代以来所秉持的基本写作取向，即站在中心位置，书写边缘内容，写给中心的读者看。

这存在很大问题。存在着许多为边缘人而写的非洲文学，它们站在边缘位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这些文学不会被西方介绍，也难以得奖。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作家，无论是在美国学术界还是在非洲学术界工作，他们的写作目的是改变现实，并非单纯按照西方理论生成一套知识。他们预设的读者是本地人。所以这些写作与行动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并非批判性的就一定好。关键在于为谁而写作以及为怎样的行动而写作。

因此，我强调中国学者应了解非洲文学中的此类作品，要及时写出文学评论，让非洲读者知晓中国人对其作品的看法，与当地人展开对话。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在地”的交流。

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寻找了解非洲文学对于中国的文化意义，而不是仅仅去寻找其政治意义。就我从事非洲文学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非洲学习，例如学习非洲作家对人的多元性的洞察。

2024 年 5 月 22 日，地点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参赛者在“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坦桑尼亚赛区决赛中。他们展示了才艺。新华社

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进步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必须留意到，“压缩式”现代化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成功的标准逐渐变得清晰且单一，似乎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获取社会地位就成为了成功的标准。如今，许多年轻人的迷茫以及热议的“内卷”现象，也与这一点有关。非洲文学所呈现出的成功标准非常多元，快乐的标准也非常多元。这种多元标准其实恰恰是根植于个体本身的多元性。

在文明互鉴的范畴内，去探寻中国文明精神以及中国的社会工业化经验，与非洲文明精神以及非洲社会发展之间相互补充且汇合的地方，这是一件需要我们付出一整代人努力去进行探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