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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54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调查，自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提出更高资本要求后，样本商业银行采取了多种措施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获取了不同资本提升措施的运用情况数据，找出了银行面临的实际困难，分析了存在困难的原因，提出了化解策略，为银行业拓展资本融通渠道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资本补充措施

一、引言

2013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资本要求提高与宏观经济下行这双重挑战。原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于2013年1月开始实施，它把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升到了7.5% 。本文对截至2021年4月30日的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展开分析，试图弄清楚我国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方式 。本文数据来源于54家商业银行年报，这54家商业银行包括6家大型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8家城商行和10家农商行，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在2020年占我国全部商业银行总额的82%，它们的净利润在2020年占我国全部商业银行总额的91%，所以这些数据能较全面地反映我国银行业基本情况。

二、样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压力变化情况

《资本办法》在2013年开始实施，设置了缓冲期，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标，本文把该期间称作“政策缓冲期”。《资本办法》界定的资本指标包含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资本的核心，它质量最高，损失吸纳能力最强，所以本文聚焦核心一级资本的变动情况。本文计算了2010 - 2018年样本银行整体的核心一级资本缓冲指标数据，通过其变动趋势来反映资本压力的变化情况。核心一级资本缓冲是一个反映资本压力的通用指标，它等于银行实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减去监管要求的最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本文选定的样本期间包含《资本办法》实施前3年，以及政策缓冲期6年，把政策缓冲期内样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缓冲变动情况，与《资本办法》实施前的情况做对比，对该指标发生的主要变动予以描述和分析。

2010年至2012年期间，样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远远超过了监管要求，其资本压力相对较小 。2013年后，样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开始下降，和2010 - 2012年相比，下降了约1.03个百分点，资本压力显著提高，同时，由于核心一级资本要求分阶段提高，样本银行的资本缓冲逐年降低，2013 - 2018年的平均核心一级资本缓冲仅为3.70%，相较于2010 - 2012年的7.23%，下降了近50% 。《资本办法》使原监管制度下样本银行监管资本“十分充足”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它促使样本银行运用各种方法，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三、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一）变化趋势分析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是核心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是分子，风险加权资产是分母，本文统计了样本银行在2010 - 2018年期间上述构成要素的变动趋势。2013年前，样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增长速度都比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速度快，这推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逐年提高，然而在2013年，这一趋势逆转，该年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显著超过核心一级资本的增长，致使该指标大幅下降。此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出小幅波动的态势，该指标出现波动，以及前文提到的资本缓冲空间被压缩，这些都是银行资本压力增加的表现。

此外，2016年到2018年期间，样本银行整体核心一级资本的增长率低于2013年《资本办法》实施前，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率也低于2013年《资本办法》实施前 。这表明，《资本办法》提高核心一级资本要求后，银行合格核心一级资本减少，进而导致增长率下降；《资本办法》增加风险加权资产核算范围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加，从而致使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增长速度形成了制约，特别是在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降至7%以下后，这种影响更为显著。这是样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压力增加的原因所在。

（二）变动程度分析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是由核心一级资本变动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变动导致的。等（2016）设计了一个资本充足率分解模型。本文增添了银行总资产要素。将这三要素纳入同一指标体系（见式[1]）。以此来量化分析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各构成要素变化对它的影响。

式[1]里，K代表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RWA代表风险加权资产的数额，TA代表总资产的数额，RWA与TA的比值代表风险加权资产权重。

首先，依据式[1]，分别统计上述三要素在2013 - 2018年的总体变动情况，相关数据汇总到表1。在2013 - 2018年，样本银行的三要素都出现较大幅度变动，其中核心一级资本的变动率是最大的。分类别统计数据显示，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变动率略低于核心一级资本变动率，其风险资产权重下降了5.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变动率也略低于核心一级资本变动率，其风险资产权重上升了5.82%；城商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变动率超过核心一级资本变动率，其风险资产权重增加了12.72%；农商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变动率同样超过核心一级资本变动率，其风险资产权重增加了8.79%。因此在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做得最为出色，股份制商业银行稍逊一筹，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补充效果不太理想。

其次，本文依据式[2]，统计了各个要素变动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程度，并且将相关数据汇总到了表2中 。

其中F=（）/（ln（-ln（））

整体上，样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有所增加，这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带来了一定增量，风险加权资产权重变化也带来了约4bp的增量，然而，总资产的增加致使其下降约（见表2）。分类别进行统计能够显示，上述三要素在不同类型银行间的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整体上，核心一级资本增加带来的增量均大于总资产增加导致的下降程度。然而，在不同类别的银行中，两者间的差值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量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增加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加显著。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量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影响。

四、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本文进一步分析核心一级资本增长的动因，留存收益增加是动因之一，对外募集权益资本是动因之一，还有其他调整也是动因，其他调整包括所有者权益中除留存收益和对外募集权益资本之外的其他项目变动，以及资本监管制度规定的不符合核心一级资本定义的资本扣除项目。

（一）变化趋势分析

首先，分析2010 - 2018年样本银行的盈利情况，判断它们在《资本办法》实施前后提高留存收益的能力是否有较大变化。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样本银行盈利能力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据统计，2013年到2018年期间，样本银行整体的盈利能力持续呈现下降态势，净息差均值从2.87%下降至2.56%，ROA均值从1.19%下降至0.99%，ROE均值从20.18%下降至15.18%。

其次，对样本银行2010 - 2018年的分红情况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变动情况做对比，2013年前样本银行的分红比例是逐年提高的，之后出现了下降，而后又上升，到2016年分红比例达到了历史最低值22.78% 。但从平均情况来看，样本银行的分红比例基本没有变动，比如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平均分红比例为25.27%，而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平均分红比例是25.22%。这表明即便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样本银行也没有通过降低分红比例的方式来补充资本。

最后，对2010 - 2018年间样本银行对外募集权益资本的方式以及募资金额进行整理。表3表明，样本银行募集合格权益资本主要借助IPO或增发方式。在2010 - 2012年，有两家银行通过IPO方式补充权益资本，金额为902.29亿元。在2013 - 2018年，通过IPO成功上市的银行数量为24家，不过募资金额仅为1278.02亿元。2010年到2018年期间，采用增发方式来募集资金的，大多是大型商业银行，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极小部分规模较大的城商行。2013至2018年对外增发的银行大多是在2010至2012年获得批文的银行，这些银行本身具备较强的资本市场融资实力，由此可见，增发很难成为多数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渠道，在资本要求提高后，对外募集权益资本并未成为样本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主要措施。

（二）变动程度分析

本文在此对增加净利润这一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对限制分红这一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对外募资这一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对其他调整这一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同时分析这些变化情况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程度。

首先，对净利润的变动程度进行统计，对分红的变动程度进行统计，对外募资情况的变动程度进行统计，对其他调整项目的变动程度进行统计。根据式[3]，用以上述四种方式带来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量占基期（2013年）核心一级资本金额的比重，来说明这四种构成要素的变动情况。

其中inc指增加的净利润，div指分红的金额，cap指对外募集资本金额，oth指其他调整。根据式[3]统计、计算得出相关结果，这些结果汇总于表4。在所有类别的样本银行中，对外募资对增加核心一级资本的贡献不大，其变动率均值约为7.81%。另外，在大型商业银行里，分红给核心一级资本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同样如此。上述发现和前文对募资与分红情况的统计结果相符。

其次，把式［3］代入式［2］，从而得到式［4］，接着利用式［4］分析核心一级资本构成要素的变动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程度，相关结果汇总在表5中。统计结果表明：在总样本里，净利润的增加致使核心一级资本提高，分红让其降低，对外募集权益资本的作用非常有限，只带来了约58bp的增量。由此可见，增加留存收益，是样本银行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且是最主要的那种途径。

在分类别统计的数据里，大型商业银行的情况跟样本银行整体情况基本相同。股份制商业银行净利润变化对资本提高的影响程度低于行业均值，城商行净利润变化对资本提高的影响程度低于行业均值，农商行净利润变化对资本提高的影响程度低于行业均值，不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分红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城商行分红带来的负面影响为97bp，农商行分红带来的负面影响为19bp 。可以看出，对于所有样本银行来说，提高留存收益是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为主要的举措，净利润的增加是留存收益增长的最为主要的支撑，所以维系净利润的持续增长就成了银行的核心目标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发现，在政策缓冲期内，样本银行的监管资本压力显著增加，其增幅约为50%。样本银行并未因为资本压力增加，就减缓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样本银行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主要支撑是净利润的增长，也就是说，内源资本是其资本提升的支柱 。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拓展商业银行高质量资本补充渠道。在政策缓冲期内，样本银行主要依靠净利润增长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其高质量资本补充渠道单一，压缩分红比例和权益融资未能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压缩分红比例简单易行，然而受到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证券市场制度约束，权益融资面临制度限制以及市场状况影响等更多约束，所以监管机构应放松这些制度限制，拓展银行的高质量资本补充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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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S.在《：关于的一项研究》中[J].发表于《与》，2014年，第58卷（第2期）：第339 - 3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