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没有停止工作。春节期间，他回山西老家待了五天，之后就返回北京开始工作了。他表示，有很多骑手根本就不回家过年，因为春节期间单价高且奖励多。在高峰期，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如果再努力一下，一个月就能挣一万多。

单子数量较多，与顾客产生的摩擦也就较多。在 2 月份的某一天，他仅在这一天就收到了两个投诉，并且这两个投诉都来自同一单。那位顾客上午进行了投诉，觉得还不解气，下午又追加了一次投诉。当时小区处于封闭状态，王鹏打电话让顾客下来取餐，顾客没有说什么就下来了。然而，在取餐的时候，顾客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怕被投诉吗？”

一个投诉会被罚 500 元，两个投诉则罚 1000 元。在向分包商的领导进行解释之后，领导展现出“善心”，最终只罚了他 100 元。

有一次，顾客拒绝下楼取餐。王鹏解释说保安不让骑手进入。对方却说：“我不管，配送是你们的事。”王鹏很气愤。然而气消之后，他表示能够理解，因为有些小区的外卖取餐点设置得不合理，从 1 号楼到 85 号楼，需要穿过三条街，步行 15 分钟，并且当时又是冬天，等取到饭的时候都已经凉了……

整个 2 月，若没有那一次闹罢工，王鹏总共会被罚款 3100 元。其中包括超时罚款、投诉罚款等。最严重的是顾客点“配送原因”取消订单，像一杯 26 元的奶茶，骑手就会被罚款一千元。

中午时分，区域内有 30 多位骑手，他们觉得被分包商克扣得很厉害，于是大家一致决定罢工，以此来表示抗议。停工还不到一个小时，分包商就做出了妥协，并且对他们作出了不扣钱的口头承诺。

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存在两种类型的用工模式，一种是专送模式，属于全职；另一种是众包模式，属于兼职。

在专送模式里，平台把配送业务分给了加盟商或者分包商。分包商自己去招募骑手。骑手和平台之间仅仅是劳务派遣的关系。而对骑手的实际管控权是在分包商那里。

在众包模式里，骑手和平台之间不存在正式的用工关系。并且，任何人都具备注册成为骑手的资格。

专送骑手的单源大部分由平台进行分配，然而骑手却受到分包商过多的管制。这些管制包括超时、差评、考勤，以及因“配送原因”而取消订单，还有“微笑行动”不合格（骑手需按照系统提示拍摄视频，以检测是否由骑手本人进行配送）。并且每一项都成为了扣钱的理由。

王鹏现在转为众包模式。众包没有系统来分配单源，单子大多是通过抢的方式获得。众包的优势在于受到的管制比较少，不需要考勤，也没有分包商制定的那些繁多的扣钱规则。

疫情中的新骑手，过渡的人

40 岁的李伟谈起同行被确诊时有些恍惚，他说：“人都活不起了，还会去担心（感染）吗？”

李伟未曾将骑手视为自己的正式职业，这只是他处于低迷时期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之前有一间小店，是卖紫菜包饭的。在 2019 年，他亏损了 20 多万。而在此之前的 2018 年，他在网上赌博，赌得眼睛都红了，把所有的积蓄都输掉了，总共 80 多万。从那之后，他的头发就开始变白，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全部变白了。

李伟的老家在东北吉林。他已经离异多年，孩子 12 岁了。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没见到孩子了。今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他趁着平台有高单价和高补贴，一个月挣了七八千。3 月份单子变少了，一个月只挣到 3000 多。

单子数量一少，人就会发愁。白天忙碌起来的时候，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忧愁。然而，一到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在天通苑 7 平米的单间里，他常常在半夜半躺着，一边抽烟一边看新闻。大数据把他的心思摸得很透彻，总是推送一些诸如“如何发家致富”“穷人与富人的思维差别”等内容，而他也很喜欢看这些。

不知道是真的梦到过，还是把那种“幻想”当作了梦。在梦境里，他中了彩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总而言之，第二天就不用再去抢单了。

国家邮政局数据表明，2019 年美团的外卖骑手有 398.7 万人。内部人士估算，在美团和饿了么这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接近 600 万。外卖骑手在 2019 年全年撑起了约 6000 亿元的交易额。

疫情期间，有许多人和李伟一样成为了新骑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表明，在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量达到了 33.6 万人。

1 月 20 日到 3 月 18 日这段时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很多二产和三产的从业人员。在新增的骑手来源里，工厂工人占比 18.6%，排名是第一位；销售人员占比 14.3%，排名第二；创业人员、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以及餐饮业从业人员排在第三位。

同样是不能失业的一群人，骑手的吸引力在于手能一直不停，这样口也就不会停，这是其他很多工种无法相比的。

离开的人

李伟将骑手工作当作一种过渡阶段，不过目前他还暂时离不开这份工作。而在春节之后，有着长达五年从业经验的骑手杜强仅仅工作了一天就选择了辞职。

导火索情况看似不严重：当时他拥有 5 单业务，需在半小时内全部送达。送第一单时，顾客坚决让他在原地多等待了十分钟。这导致后面的单子全部超时了。其后果是每单只能拿到一半的钱。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厌倦了所以索性不干了。单价在变少，单量也在变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现在杜强在一家教育机构担任老师一职，虽然被称作老师，但本质上是在做销售工作。他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还有双休日可以休息。

五年来，杜强结识过极为拼劲十足的工友。平台到了 0 点会有夜宵补助，于是有人从早上 9 点 30 分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接着回家休息两三个小时。在晚上 11 点、12 点之后，又出来跑夜宵，一直干到早上 5 点，之后再回去休息，接着在 9 点的时候再次出来工作……

李亮记得，3 到 4 年前，一个 24 小时的循环能挣 2700 到 3400 元。而最近一年，这个收入减少到了 1000 元。

这个强度一般人难以承受。杜强尝试了一两次，实在坚持不住，他说自己整个人都懵了，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因为骑车爬楼需要体力，十单里有四单都要爬楼。而且抢单更需要集中精力。住在公共宿舍时，有两个工友因工时太长而遭遇车祸。还有一个兄弟，这样搞了半年后住院了，整个人的身体都垮掉了。

离不开的人

张安 32 岁，他观察到 2017 年时努力一下一个月能跑一万五到两万，之后是八九千。那时他回山东老家，村里人得知他一月能挣八九千，都使劲夸赞他。再往后，单价和单量都减少了，尽管没人说什么，但张安觉得，在老乡面前，这个职业不像以前那样“光鲜”了。

张安必须继续做下去。去年，他与朋友开展装修生意，结果亏损了大约八九万。今年，他的母亲双腿需要进行手术，大概需要十万元，他正为这些事情而发愁。

甘肃人杨斌的朋友圈背景为他的结婚照，照片中两人站得笔直，且都面带甜美笑容。原本从事厨师工作的杨斌在去年 4 月被餐厅辞退，自那之后，他便开始做起了外卖骑手。

疫情严重的那三个月，杨斌没有任何收入。他妻子所在的餐饮业也受到了严重波及，到现在都还只拿最低工资，一个月是 1500 元。4 月份复工之后，他十分拼命。早上 4 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 10 点，中午休息 3 个小时。然而，杨斌表示，即便如此，一天也只能收入 200 多元，比 2019 年减少了整整 100 元。并且，众包的单价很低，高峰期一单是 6 到 8 元，平时一单是 4 到 6 元。

午餐时他坚持骑车近 10 公里回出租屋做饭。晚餐时他也坚持骑车近 10 公里回出租屋做饭。从他的话语中能拼出一个勤勉、坚韧的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他说：“不拼不行，我老婆上个月怀孕了。”

（文中骑手均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