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 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数量增长速度较快 企业败诉的案例有不少 资深税务律师刘兵分析 企业败诉存在诸多原因 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因 是企业自身税务处理合规性欠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税收法规理解不准确 二是面对行政处罚时不够理性 三是证据支撑材料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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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规理解不准确

涉税诉讼案件不但涉及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还和税收实体法、程序法以及其他税收规章、规范性文件紧密相关。企业在涉税诉讼中败诉的首要原因是对税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准确。资深税务律师刘兵告知记者，一起企业因提供不当纳税担保而败诉的案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H省税务局稽查局对H国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国托公司）以前年度涉税情况开展专案检查，稽查局向H国托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该公司补缴税款，还要加收滞纳金。此后，H国托公司向稽查局递交《纳税担保申请》，表示在当前情形下，没办法用现金方式缴纳所欠税款，打算用其现正开发建设的“八里银海”项目的六号楼提供纳税担保。稽查局在同月向H国托公司作出复函，称“八里银海”项目已被查封，其提供的纳税担保抵押物不符合条件，所以不予受理其提出的纳税担保申请。

后来，H国托公司向稽查局提交了第二份《纳税担保申请》，这份申请附有一份H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H市发改委）向H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美源公司）作出的《项目结算告知函》，H国托公司请求以美源公司垫资建设的某景观工程结算款为自己提供税务担保，目的是对上述处理决定提出行政复议 。H国托公司申请了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稽查局作出的决定，之后H国托公司又提起了行政诉讼，结果也以败诉告终。

在这起案件里，税企争议的一个焦点是，已被依法查封的财产，能不能再抵押来进行纳税担保。刘兵分析，H国托公司把其开发建设的“八里银海”项目中的第六号楼当作抵押担保物，向稽查局提交纳税担保申请。而“八里银海”项目此前已被稽查局全部查封，到该公司提出纳税担保申请时，整体项目依旧处于被查封状态。根据《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依法被查封的财产不能用于抵押来进行纳税担保，H国托公司拟提供担保的第六号楼属于依法被查封的财产，所以该第六号楼不得用于抵押进行纳税担保。

税企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于，《项目结算告知函》可不可以作为纳税质押的权利凭证 。刘兵分析，H市发改委出具给美源公司的《项目结算告知函》明确了工程结算造价 ，然而已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不明确 ，尚欠的工程款数额也不明确 ，是否已具备付款条件不明确 ，应付款时间同样不明确 。因此，不能认定它是美源公司确定的到期债权，也不能认定它是美源公司确定的应收账款，《项目结算告知函》所载结算款，不属于《纳税担保试行办法》规定的可作为纳税担保的财产。

翻开刘兵主编的《企业涉税败诉案例解析》这本书，记者看到，在从大量企业涉税败诉案件里筛选出的15个典型案例中，近半数案例的企业败诉关键原因都是对税收规定的理解有误，这其中包括白条收据能不能在税前扣除，所得税征收方式可不可以调整，没有取得当期发票怎样在税前扣除，当期收入如何去确认，以及税款追征期该如何理解等 。

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施志群称，纳税人对税法理解有误，致使出现多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多缴税款时，可依法申请退税。少缴税款的话，会面临补税风险。情况严重的，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故意少缴税款，进而产生纳税争议 。施志群建议企业，为避免产生上述争议，要注意政策法规的效力位阶问题，注意政策法规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掌握税务机关的解释口径，从而建立起自身对于主要政策法规的认知体系，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机构的支持。

面对行政处罚不理性

在实践当中，一些企业在面对纳税检查时，总会展现出不理性的一面 。不理性的根本缘由，在于企业对自身税务处理的合规程度缺乏自信 。刘兵表示，企业税务处理的合规性越高，其自信程度也就越高 。

D县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群众举报，对D县劳服建安有限公司（简称D建安公司）展开立案检查，因其涉嫌税收违法。之后，稽查局三次送达相关税务文书，要求D建安公司提供资料，还告知其若拒不提供需承担的法律责任。D建安公司一直未提供资料，称账簿、凭证等资料被盗抢丢失，且未提供资料被盗抢的证据 。

稽查局觉得，D建安公司用此方式阻碍税务机关对它开展税务检查，这属于情节严重的逃避、拒绝或者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情况，除了要其补税并缴纳罚款外，针对D建安公司拒绝税务机关检查的行为，给予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建安公司发起诉讼，诉求是撤销该行政处罚，一审法院维持了稽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最终企业败诉 。

刘兵告知记者，税务检查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纳税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开展的税务检查，要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绝，不得隐瞒，扣缴义务人同样如此。第七十条规定，若纳税人逃避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还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扣缴义务人逃避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也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纳税人拒绝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同样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扣缴义务人拒绝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也能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纳税人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还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扣缴义务人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税务机关会责令其改正，也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情节严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在上述案例里，稽查局先后3次下达文书，要求D建安公司提交账簿、记账凭证等相关资料，D建安公司逾期后仍未提交，且未提交任何资料被盗抢丢失的证据，稽查局据此认定，D建安公司的行为属于拒绝提供有关资料，且情节严重，对D建安公司进行罚款并无不妥，在此情形下，D建安公司依旧选择对簿公堂，这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刘兵分析，我国各地针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拒绝或阻挠税务机关检查行为的罚款标准存在差异，能否限期改正、一定期限内多次违法、违法行为性质或方式的恶劣程度等，均可成为认定是否应处罚及处罚幅度的依据 。所以，企业面对税务机关处罚时，应先审视自身税务处理的合规性，而非“意气用事”。

对于上述案例，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强觉得，D建安公司作出了逃避、拒绝税务机关检查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不理性，其根源在于企业税法遵从意识薄弱，在于企业对自身应负担的法定税收合规义务不了解。在此类案件里，企业身为纳税人，负有接受税务机关税务检查的法定义务，负有如实反映情况的法定义务，负有提供有关资料的法定义务。并且，在出现无法提供涉税资料的情形时，企业应当说明正当理由，企业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王强觉得，预防税务处罚的关键在于达成税务合规。所以，企业要学习税法，要懂得税法，要知晓自身义务，要秉持敬畏税法的态度，要增强税法遵从意识，要依法履行各项义务，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的税收合规程度。

证据支撑材料不完备

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提交必要的诉讼材料，材料越详细且完备，法院的审查工作就会越全面且高效，当事人就越能得到及时且公正的保障。在实践中，不少企业常因诉讼基本证据支撑材料不完备，以及相关证明材料不充分而败诉。刘兵表示，根本原因是这些企业税务处理本身不合规 。

在股权转让交易里，股权转让收入是否公平合理，低价转让是否有正当原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致使企业面临税务风险，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诉讼方面的风险。

Z市税务局稽查局对远大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公司）以前年度涉税情况展开立案检查，认定海运公司采用虚列支出等手段，套取公司3500万元款项，通过账外账的方式将该款项汇入公司股东个人账户，之后又以股东增资的形式将这笔款项转入公司账户。

海运公司觉得，股东个人并未从该笔款项中获得实际收益，当时公司不存在分红和盈利的条件，这样做是为了获取贷款。稽查局觉得，这3500万元属于公司资金，它转至股东个人账户后又转入公司账户当作股东增资款，并且没有被列入公司应收账款，如此一来股东个人权益增加，于是认定海运公司没有依照规定代扣代缴“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存在违法的行为。对于稽查局作出的“按规定补扣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决定，后续的一审程序予以支持，二审程序也予以支持。

刘兵分析，海运公司败诉主要有原因。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海运公司不能提供这3500万元是股东有偿取得的证据。在行政诉讼期间，海运公司也不能提供这3500万元是股东有偿取得的证据。海运公司没有将该笔款项列入公司应收款账目。海运公司没有报送证明股权转让具有合理性的有效证据 。

税务行政诉讼涵盖行政法律法规、税法、会计、审计等诸多方面的政策法规，其专业性突出、涉及范围广泛，这致使税务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颇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表明，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能够向法庭申请让专业人员出庭予以说明，法庭同样能够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琳称，民事诉讼中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与之不同，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企业可完全不提供证据，除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赔偿等案件中法定由企业举证外，企业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有助于推翻税务机关认定的事实。

赵琳告诉记者，遗憾的是，很多企业更看重交易能否顺利达成，税法意识淡薄。例如，企业设计交易结构时，未考虑税收因素，或是为少缴税款故意违反税法，致使交易在税法层面不规范，发生税务争议时便无法提供有力证据。也有企业觉得交易完成便实现了目标，忽略了税法规定的后续资料保存责任，事后对于真实发生的情况也没办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等 。赵琳表示，要避免因这类缘由败诉，企业首先要在主观上强化税法意识，重视税务处理的合规性以及相关的证据资料 。

本报记者 崔荣春